中国律师行业去年整体收入600亿元，占GDP的千分之一点五，而在美英等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却约为百分之一点多。

　　盘点中国最顶尖的几家律师事务所的海外业务，也很容易让人有相同的疑惑。

　　中国律师业公认的老大、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金杜律师事务所，虽然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设立了分所，却仅在日本东京京、美国的纽约和硅谷设立了办公室。

　　多年从事WTO与反倾销相关业务的律师蒲凌尘，评价目前中国法律服务的国际化状态时，用了很初级的阶段来形容

　　在利比亚的炮火声中，政治家们看到了国际态势的紧张局势，普通民众看到了战乱带来的伤害，律师业却看到了法律风险带来的商机据国资委披露的消息，中国目前在利比亚投资的75家企业，面临约188亿美元的损失。

　　“撤侨非常成功，但投资损失惨重，因为投资的风险没有很好地评估，我们考虑了对这个石油产出国的能源需求，却没有考虑到法律上的风险。如果有优秀的法律人才预见这种风险，一定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凌道出了商机所在。

　　虽然他的看法并不完全为律师们认同，但与日俱增的全球化进程给中国律师业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却是律师界的共识。

 

　　汇丰银行近日对外宣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将在今后3到5年内翻番

　　谈到中国律师业的法律服务全球化，北京律师梅向荣喜欢引用前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的一个观点中国公司赴外投资、贸易的最大问题是法律问题。

　　作为一直试图打造中国乃至亚洲法律服务界航母级律所的主任，梅向荣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目前是中国法律服务全面走向全球化的大好时机。

　　他常举的一个对比数据是律师行业的整体收入与国家GDP的相关度比例。中国律师行业去年整体收入600亿元，占GDP的千分之一点五，而在美英等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却约为百分之一点多。说明中国律师服务行业对我们国家的贡献度，与我们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还有很大距离。

　　盘点中国最顶尖的几家律师事务所的海外业务，也很容易让人有相同的疑惑。

　　中国律师业公认的老大、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金杜律师事务所，虽然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设立了分所，却仅在日本东京、美国的纽约和硅谷设立了办公室。

　　从LawFirm最新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排名来看，综合排名前三的分别是金杜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和君合律师事务所。中伦仅在香港和东京设有办公室，君合在香港、纽约和硅谷设有分支机构。

　　这被认为与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发展的良好趋势不相匹配。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每年以大概50%的速度递增，中国在国际上的并购速度位居全球第二。

　　汇丰银行近日对外宣布，中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去年达到近60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资本输出国，而且有迹象表明，这个数字可能会在今后3到5年内翻番。

　　美国亚洲协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也称，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正处在一轮指数级飙升的起点，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在世界各地积累1万亿美元至两万亿美元资产。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通晓国际经济的惯例和游戏规则，更好地为本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张凌直言，在这方面中国律师业还存在瓶颈。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也提到，当前我们在WTO当中的大量案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律师，中国律师只提供低端服务。这对我们的律师业是严峻的挑战。

　　国内律师接触涉外法律业务，一般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北京市律师协会WTO与反倾销专业委员会主任蒲凌尘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中国正值经济改革，国际贸易增加，在法律服务方面的需求自然随之出现。

 

　　这种初级不仅体现在从事相关业务的律师人数少和相关业务的收入占律师行业总体收入的比例低，更体现在这种业务并不成熟和形成规模，律师在国外开展业务也受到不少的限制

　　北京律师宁宣凤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律师之一，从1988年入行就一直服务于涉外业务。

　　她向记者回忆说，当时国内律所的数量和规模都有限，法律体系也并不完善，所以企业寻求法律服务主要以国外律师为主，很少直接寻求中国律师，即便最终中国律师接到了涉外业务案件，也是客户在找外资律师事务所时间接找过来的。

　　多位主要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均坦承，中国目前的涉外法律服务正处于初级阶段。

　　多年从事反倾销法律服务业务的律师贾征，向记者介绍，中国涉外法律服务跟国外比差距较大，是因为起步晚。以反倾销为例，国外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中国只有短短十几年，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后，才算真正发展起来。

　　多年从事WTO与反倾销相关业务的律师蒲凌尘，评价目前中国法律服务的国际化状态时，用了很初级的阶段来形容。

　　这种初级不仅体现在从事相关业务的律师人数少和相关业务的收入占律师行业总体收入的比例低，更体现在这种业务并不成熟和形成规模，律师在国外开展业务也受到不少的限制。

　　北京一名外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告诉记者，中国的企业要到境外上市，做资本市场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这类业务时，现在还常常是中国律师与外国律师共同合作，但很多纯粹在国外的法律业务，所在国都对律师有从业资格的要求，必然对中国律师造成限制，就像国外律师不能在中国执业、在诉讼中不能出庭代理诉讼一样。

　　以美国为例，有纽约等极少数的州允许在中国学习法律并且在美国攻读法律硕士学位的中国人参加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资律师事务所里，这种拿到美国的BAR(律师执业资格)和中国的律师执业资格的海归数量也不少，他们接的业务很多就是涉外的。

　　宁宣凤向记者介绍，目前中国律师在境外提供的服务，多数是以协商和甄别为主。早期走出去的企业以国企为主，他们自身有比较完整的体系，也有法律部门，往往认为并不需要求助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提供服务解决问题，但宁宣凤认为这是对律师作用的一种误解。

　　其实对要走出去的企业而言，中国律师能提供的帮助不少，首先可以帮助选择国外合适的律师、法律等，其次在我国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可以先行解决，这样可以省掉一大笔费用，因为汇率的原因，中国律师比美国那边要便宜三分之一左右。而本国的律师为本国企业提供服务，忠诚度和保密性也最有保障。

　　她认为，目前常见的一些反垄断案件，其实中国律师完全可以胜任，外国律师无非在程序和语言上有优势，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把方向定了，再将走程序的阶段交给当地律师。

 

　　虽然自己的业务中有多数都是涉外业务，蒲凌尘仍然向记者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律师必须要国际化，目前的重点仍是对国内律师的培养，以本国市场为主，对境外分抢蛋糕的国外律师形成天然的屏障

　　许多律师认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律师涉外法律服务的瓶颈还远远没有到来。但法律服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避免频见报端的各类海外投资损失，律师中有不同意见。

　　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坦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还有很多海外并购失败、投资巨额亏损、频遭集体诉讼以及因被投资国的政局动荡造成重大人身财产损失的失败案例，比如去年中国铁建作为走出去的一个标志性工程，在沙特的一个项目亏损40多亿元人民币。

　　他认为，走出去的过程可谓是如履薄冰，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律师以及中国律师和国际律师共同的法律服务。

　　从事法律工作的意大利人卢伯特(音)在一个关于律师服务全球化的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国律师在涉外法律服务上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他说中国的律师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计划肯定要比外国的同行了解得更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国外的律师当然也看到了中国现在的发展，看到中国巨大的潜力，都想在中国的市场上分得一块蛋糕。

　　中国国际商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对外投资贸易，每年有约300亿美元的不良债务，这个债务不仅是通过政府协商来解决，美国的律师会跟随到中国，保护他们企业的利益。

　　同样的道理，中国律师的海外业务会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贸易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但接受采访的律师也承认，无论中国律师的业务拓展到怎样的程度，投资所在国的律师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在境外的法律服务要以当地的法律为准，常常也是主要依靠当地的律师，国内律师提供协助，因为有文化、社会、法律等背景，他们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浦凌尘对记者说。

　　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李清也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主要求助于当地的律师行，由于当地的环境、法律体系等，当地律师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就像境外企业在中国同样也会选择我国当地的律师一样。”他坦承他们所虽然也在国外设立了办公室，但仍然不是主导。

　　中国的律师显然已意识到身处中国这样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法律服务市场是最值得去珍惜的。

　　虽然自己的业务中有多数都是涉外业务，蒲凌尘仍然向记者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律师必须要国际化，目前的重点仍是对国内律师的培养，以本国市场为主，对境外分抢蛋糕的国外律师形成天然的屏障。“因为国内的市场更大，而且是自己的市场，用的是自己的法律。”

　　他说希望国内律师能够在成长起来后对境外律师形成有力的竞争壁垒，而不是寄希望于我们将自己的弱势补起来后去与别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形成竞争，懂得扬长避短往往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